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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大明王朝》皇权制度下道德评判的苍白

来源:网络整理 时间:2018-01-14 17:23

  明朝的大儒兼大功臣王阳明说过一句话:“为名与为利,虽清浊不同,然其利心归一。”这话用在海瑞身上比较合适,我以为求名和求利,只要方式得当,不伤害别人,像海瑞这样拿生命做赌注来求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直臣,也可以如文天祥一样值得我们敬仰。但如此并不能否认这位千古直臣,在官场中有一种最适合自己的利益计算法。

  清官的清廉游戏

  正在热播的《大明王朝1566》,在我看来,比大多数历史剧有所突破的重要一点是,它刻画了人性的复杂,向观众显现了制度的巨大威力,以及此种制度下道德评判的苍白,而不是简单地塑造一批明君或昏君,忠臣或奸臣,也不是简单地表现传统官场相互倾轧的残酷。海瑞500多年来作为官员的道德标杆,几乎成了清官的代名词,通过这一连续剧,我们能看到海瑞复杂而精明的一面,我想这也许更符合历史的逻辑和因缘。

  海瑞的清廉耿直、不畏权势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但仔细分析他的自身条件,这几乎是他在波谲云诡的官场中自保,进而扬名立万的最佳方式。在重科第资格的明朝,只有进士,特别是选入翰林院的庶吉士,才可能顺利封疆进而入阁。海瑞出身举人,在官场上同年、座师这类最重要的资源没法和进士比,他在官场生存靠什么?最理想的方式称为道德的标杆,成为舆论普遍支持、百姓十分拥护的模范清官。但这样的标杆对那些政坛上的重量级人物从来就不构成真正的威胁,包括皇帝在内,别人没必要冒着舆论的压力去整治这样的标杆。海瑞对朝廷最重要的价值,就在于为广大官员树立一个可望不可及,可颂而不可学的模范,让他处理实际的政务,多半会处处被掣肘,处处碰壁。因为为政的实际操作和对政治人物提倡的道德不是一回事,甚至十分矛盾,用口里说的那套办法去为政,在明朝那种政治生态中,不会有什么成就。就如剧中胡宗宪告诫高翰文所说的那样,当官和读圣贤书完全不一样。徐阶、张居正和后来的申时行,都是知道权变深谙时务的人,明规则和潜规则都会玩,所以才能当首辅。难道海瑞就不明白文官集团阳为道德,阴为利益(黄仁宇的总结)的潜规则吗?但他这种举人出身的官员,如果玩潜规则,也就是能做一个日子过得富庶的县官,这显然不是海瑞的追求,人家张居正16岁中举,23岁中进士,自小有神童称呼,有老师徐阶关照,又当过隆庆帝登基前的侍读官。海瑞玩张居正那一套,只会湮没在成千上万的中低级官员中间,哪能流芳百世。

  所以,海瑞干脆不玩这些,就只玩圣人所言、被朝廷所提倡的那一套明规则,反而是剑走偏锋,无人能挫其锋镝。当然,这样玩代价也是很大的,自己和家人生活清苦异常,一点贪污奢侈也不能有。清廉得不近人情是海瑞的公众形象,是他立足于官场最重要的利器,没有这点他什么也不是。所以对这些清廉的细节,他一刻也不敢放松。这一点,皇帝和其他大臣看得清清楚楚,所以他上疏那样骂皇帝,皇帝都没法杀他,能杀掉夏言、杨继盛的嘉靖帝,哪有什么仁义之心,不杀海瑞这个小小的户部主事就是不中海瑞的圈套,遂了他做千古死谏忠臣的愿望。皇帝都对海瑞这样,其他文臣惹他干什么?所以他反而官运亨通,做过管理最富庶的南京周边的应天巡抚,做到南京右都御史(正二品大员,主管监察,虽在南京是闲职,但政治待遇上去了)。如果海瑞不这样玩,一个举人哪能企望这样的高位。但他一旦有实权,办具体政务就不行了,那种行事方式只能激发矛盾。在当应天巡抚时,打击豪强地主纯用刚猛之法,搞得鸡飞狗跳,拿对他有恩的徐阶家开刀,最后没有什么建树就被调离。所以这样的道德标杆,只能是系而不用的葫芦。

  奸臣的合理化生存

  作为和海瑞对比道德评判的另一极,为首辅二十年的严嵩几乎是奸臣的代表,可是这样的奸臣在电视剧里亦有他复杂而立体的面貌,这更符合历史逻辑。中进士后的严嵩曾经在老家江西读书多年,史载“颇有清誉”,回到官场又在南京坐了好些年的冷板凳,夤缘到北京修《宋史》,被嘉靖帝赏识,晋升为礼部尚书,当嘉靖帝把自己没当过一天皇帝的父亲兴献王追尊为献皇帝后犹厌不足,还想让兴献王入太庙,这绝对是极大地违背礼法,主管意识形态的严嵩和其他大臣上疏阻挡,可一旦皇帝下诏为自己申辩,严嵩惶恐非常,立刻改变态度,极力拥护皇帝之说,这样的识时务,在当时的政治体制下,我们今天实在不能做太多的指责。在个人安危和利益面前,道德只能对海瑞这样的官场另类才有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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